资本主义存活的关键——必须面对其最深层次的矛盾

“晨光熹微中,一座城市折叠自身,向地面收拢。高楼像最卑微的仆人,弯下腰,让自己低声下气切断身体,头碰着脚,紧紧贴在一起,然后再次断裂弯腰,将头顶手臂扭曲弯折,插入空隙。”

《北京折叠》是年轻的科幻作家郝景芳创作的中短篇小说。在这本小说中,北京被描述成一个巨大的机器,里面的人辗转穿梭于晨光和暮色之中。一个人能够沐浴到多少阳光完全取决于其所处的经济地位。大地的一面是绿色祥和的“第一空间”,里面的五百万人可以享受到一整天的阳光;另一面包括“第二空间”和“第三空间”两部分,共有五千万人,他们只能接收到很少的阳光,生活也更为艰辛。

郝景芳笔下的都市反乌托邦与科幻故事由来已久的传统一脉相承,将读者的目光聚焦到社会压迫和不公正上。早在1927年,弗里茨·朗的无声电影《大都会》就曾唤起了一个相似的景象。“大都会”是一座层楼高耸的城市,里面的富有阶层住在地上,而在其下,是工人阶级生活的地下工厂城,他们穷困潦倒、苟且挣扎,几乎要被片中驱动整个城市的巨大机器所吞噬。

《大都会》讲述的是一个伟大的反叛故事,以悲剧结局:工人们摧毁了发电机之后,各自的住所也因水泵失灵而被洪水淹没。而《北京折叠》结局美好,无关反叛。故事的主人公老刀在三个世界之间穿梭,传递秘密信件,只为赚够女儿上学的学费。尽管老刀看到了社会的普遍不公,但他无力对此提出任何质疑。他只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顺利上学,而他也如愿以偿。

这两个故事都是现存的进步和不平等之间矛盾的缩影,将财富集中于某些群体的现象刻画成资本主义社会最为深刻的内部矛盾。两个故事给我们留下的都是难以接受的选择:在极度的不平等面前屈服,或是冒着彻底推翻此类社会秩序的风险予以反击。这两者都不是理想的选择,却又都是无奈之余的合理选择。资本主义要想继续存活,必须进行发展演变,且为发展演变必须直面其最为令人焦虑的矛盾。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1948年,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发表了一个影响几代决策者的观点,并因此荣获了诺贝尔奖,那就是“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这一观点认为,若贸易不受限制,那么市场中包括工资在内的所有要素价格都会实现均等。人们无需为赚更多的钱去国外淘金,企业也无需为节省资金而移师海外。贸易会使世界变得“扁平”。

萨缪尔森的理论最终转化成了“全球化第一定律”。这一理论描述了经济体扩张所带来的巨大的扩散效应。作家兼评论家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在2008年春天的一篇文章中曾如是写道:“当赤贫人口转而变成消费者、生产者、发明者、思想家、梦想家、实干家时,世界将会富足起来,也会变得崇高。”很大程度上的确如此:1988年,美国中产阶级偏低层市民的收入是中国中产阶级小康市民收入的六倍多。而如今,两者的收入水平基本持平。在土耳其、印度、越南等其他国家,这样的大踏步前进也正在上演。

但当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这个理论的漏洞愈加凸显。金融崩溃使公众目光转向了经济扩张的另一面,即无论是城市人群还是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所有事物都出现集中化现象。1988至2008年期间,全世界积累的财富中大约有一半集中在排名前5%的最富有群体,近五分之一转向了全球人口中前1%的富有群体。由此导致富有国家和飞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问题均有所加剧,且一直居高不下。这个现象并未顺应萨缪尔森的理论及其他正统经济理论。迭起的经济浪潮让一些超过60%的经济增长动力源于新兴市场船只提速,却使另一些船只沉没。

经济学家们先前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在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的“马太效应”。这一观点源自圣经中的一节:“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马太福音,25:29)。直到1999年,物理学家拉斯洛•巴拉巴斯(László Barabási)和雷卡•艾伯特(Réka Albert)的发现才为这一直觉思维提供了理论证据。他们分析,网络不会以平等的方式拓展:新的节点倾向于连接有很多连接关系的旧节点,这并不是必然选择,而是因为这样会产生意义。两位科学家则以此发现了所谓的“全球化第二定律”,即集中化定律。

全球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界限主要在于,前者强调萨缪尔森提出的第一定律,而后者则关注巴拉巴斯提出的第二定律。关于全球化的辩论愈演愈烈,因为双方都不肯接受两大定律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就如同艺术家M.C.埃舍尔(M. C. Escher)创作的著名的错觉图形一样,同一张图画,观察者要么看到正方形在纸面上凸出来,要么看到正方形凹进去,却无法同时看到这两种景象。经济网络既不是完全自由的,也不是垄断的,财富的扩散和集中同时都在经济网络中发酵。

大型城市,大型行业,大型业务

世界经济的拓展创造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权利和财富更为集中化,但分散程度也超过从前。全球化将亿万市民、消费者和生产者联结在一起,同时也帮助数百万人实现了脱贫;然而全球化也为掌控网络中心节点的群体创造了巨额经济租。因此衍生出了无论是在地理领域还是在组织层面,各个水平和级别之间均极度不平衡的网络拓扑结构。

首先,全球化分散了经济增长的地理布局:从19世纪中期到整个20世纪60年代,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程度超过欧洲和美国。1960到2000年之间,约有30%的发展中国家增长速度有所加快;而在经济危机爆发之前,这一数字上升至70%以上;如今,十个发展中国家里有八个国家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平均水平。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超过60%的经济增长动力源于新兴市场。由此看来,广阔的地域性财富分散现象也并不足为奇。

然而这仅仅是事实的一个方面。空前的经济拓展引发的财富集中现象在各个方面同样可观。19世纪初,世界城市人口仅占3%,而如今已超过50%。大城市是通往世界的大门,也是全球道路、路径、电缆和管道网络的关键节点。在巴西、土耳其、俄罗斯或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大型城市对总GDP的贡献率超过三分之一。比如,伦敦对英国GDP的贡献率超过50%,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地区加上大洛杉矶地区对美国GDP的贡献率为三分之一,如此等等。大城市是“马太效应”的最佳例证,其运转彰显了资本、人才、创新和增长的一个正回馈循环。正如理查德·佛罗里达最近所说,“城市不仅是最有野心和天赋的人想要生存的地方,更是这些人深感需要留存的地方。”

其次,全球化市场分散了“行业领域”。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处,国际贸易额增速是GDP增速的两倍。不过除了商品,资本和人口也会跨越国境。经济关系的拓宽和深化同样促进了跨境知识的传播,使得各个国家能够将资源转向生产力更高、工资更高的行业。正如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的著名观点所称,技术创新不是外源性的,而是由市场引导的。全球化不仅平衡了要素成本,也缩小了知识差距。

哈佛大学的《经济复杂性图集》是知名的追踪全球贸易知识均衡效果,并将其图像化的作品。这本书的讨论以世界各地参与全球贸易的产品类型构成的网络为基础,覆盖从咖啡到机械等各个行业。项目的创始人和带头人里卡多•豪斯曼(Ricardo Hausmann)将这些产品比作拼字游戏中的字母:字母越多,产生的词汇越多;同理,产品类别越多也就意味着将行业能力转化为产品的机会越多。根据时间序列数据显示,国家间的知识传播促使各国拓展业务、开发新的产品,也会提高经济的复杂性,从而激发其未来经济发展潜能。

然而随着经济越来越为复杂,很多关键核心行业的利益愈加集中化,最为明显的要数金融和信息技术领域了。美国金融行业创造的就业机会仅占整体的4%,但其占整体企业利润的贡献率超过了四分之一;另外,一项《经济学人》调查发现,技术公司占有大约一半的相对于GDP过分高企的利润资源。经济学家担心这些领域赚取的利润不仅反映出了其创造价值的超常能力,更象征着夺取其他领域所创价值的能力。拉娜·福鲁哈尔(Rana Foroohar)在其著作《拯救资本主义》中强调,如今金融机构的资本仅有15%被用于商业投资。同样,杰伦·拉尼尔等数字领域的先驱也表示担心,因为数字化平台创造的大部分价值流向了汇集价值和传递价值的群体,而非流向提供“原材料”的群体。

最后,全球扩张的过程分散了全球资本主义的“组织结构”。自1990年以来,新兴市场中跻身财富五百强公司数量增长了两倍,到2025年这一数字有望升至50%,而其中有一半都在中国。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已经走出国门,成为世界级的大公司。中国的国家电网、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公司不仅超越了埃克森美孚和苹果等西方大型公司,其身价甚至超过了韩国、墨西哥、瑞典等大国的GDP。全球化不仅均衡了要素成本,也平衡了经济实力。

然而,随着大型企业的总部越来越为分散,其创造的利润却愈加集中。针对美国企业做出的一项调查显示,2013年利润排名前百分之十的企业获得的利润要比中等程度的企业利润高出八倍,而20世纪90年代时二者的差异仅为三倍。这一现象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与互联网巨头有关,因为他们利用网络效应获得了巨额的利润。另外一个关键的促成因素就是企业合并:2011年的一项调查对超过四万三千家跨国公司的所有制结构展开了分析,发现了一个由147个紧密联结的公司构成的“超大实体”。这个网络中不到1%的企业掌控着总资产的40%。同样,《经济学人》分析发现,900个行业当中的两到三个自1997年就已经开始出现集中化现象。这一现象创造了效率收益,但同时也削弱了竞争,使得各公司在汇集利润的同时可以减少投资量。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在去年的一次演讲中敲响了警钟:“如果再不加控制,集中化现象会使创新成果付之一炬”。

上述集中化的三种效应共同解释了经济脆弱和不均不断加剧的主要原因。大多数国家都出现了城乡之间和大小城市之间的收入鸿沟。圣菲研究所The Santa Fee institute)的计算结果表明,那些移居到两倍大城市的群体的经济收入要比先前生活的地区高出15%。这是由于商品、资本和人才市场产生的复合效应导致的,同时也要归因于有限的城市空间带来的激烈竞争促使全球化出现优胜劣汰的竞争趋势。

同样,麻省理工学院塞萨尔·伊达尔戈(Cesar Hidalgo)等研究人员的最新研究表明,一个经济体中经济活动在少数部门的集中的情况与收入不平等现象的增加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个经济体中,若经济活动并不集中于单一的经济部门,那么收入不平等现象则会减少,例如韩国;反之,则会增加,例如挪威。

组织机构层面上也显现出同样显著的趋势。来自埃尔林·巴斯(Erling Bath)、亚历克斯・布莱森(Alex Bryson)、詹姆斯•戴维斯(James Davis)、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Freeman)的最新研究发现,20世纪70年代以来,个体工资分散的日益加剧与公司内部的薪资级别关系不大,反而是与不同公司间薪资发放的差异有关。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布鲁姆(Nicholas Bloom)和大卫·普莱斯(David Price)在一项研究中证实了该观点,认为收入不平等的产生实质是由于企业支付员工的平均工资不断分散造成的。

当曾经的解决方案变成今后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背后,是与市场资本主义财富扩散效应相反,难以抗拒的“万有引力”,这并不是新出现的情况。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核心理论认为自由市场可以产生严重的不平等。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在《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一书中进一步阐释了该观点,认为“没有任何自然、自发的过程可以阻止破坏稳定的、非平等主义的力量占上风”。

然而,通过网络理论的视角来研究全球经济扩张的力量在于它化解了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分析方法论之间的对立:集中化并不是扩散化的对立面,而是其内在冲突的一部分,是其另一种表现形式。集中化既能促进经济增长,也能诱发不平等现象的产生。

“将集中化视为分散化的内在冲突,而非市场扩张的外在障碍”这一理念使得集中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决定论区分开来:尽管马克思对万有引力的理解完全正确,他对既定历史产物的预言却有着同样的缺陷,因为这使得后来的极权政权利用马克思的预言,将自身塑造成为“必然出现”的工具。如果分散化和集中化是硬币的两面,一方绝对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也是人们不希望看到的。焦点应该是将这种冲突转向积极层面,而不是希望一劳永逸地解决这种对抗。我们不能忽视它,更不能去消融它,就好比乘飞机时,我们不能忽视或者排除重力的影响。但是我们能够管理、疏导并巧妙地战胜这种矛盾,好比聪明的工程师凭借智慧能够将几吨重的金属和纤维举起来。

在这一点上,相比马克思而言,马克思的前辈黑格尔的理论可以更好地阐释如今扩散化与集中化之间日益增强的对立感。作为一位见证过法国大革命的哲学家,黑格尔总结得出:因为这个世界受到了外界障碍的干扰,所以我们的世界是无限的、一致的;相反,因为世界是有限的、不一致的,所以这个世界会受到外界障碍的干扰。世界固有矛盾的物质化表现就是敌人。我们越是要一心一意的反对“敌人”,我们看似迎来的胜利最终会将我们导向失败。这正如习近平主席于2017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向特朗普总统传递的信息:“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其实你隔绝的不是你的敌人,而是你自己。

启蒙思想家黑格尔认为,自制和自我理解是克服解决方案中难以撼动的矛盾的关键。我们所建立的市场的目的是服务自己,但是不知不觉间,我们最后却服务于这个市场。正因如此,市场就变成一个坏主意了吗?根据黑格尔的理解,肯定(正)或否定(反)都无法回答该问题,而应该是调和两者的综合(合)。世界上并无尽善尽美之想法,也无一劳永逸之方案。某一观念阻碍我们迈向自由的进程,这个观念就需要被超越。对黑格尔而言,历史规律在实现的过程之前,是绝不会出现的。唯一的“必要性”即直面我们的不一致性,挑战昨日的解决方案,因为它已经成为今日的问题,让万有引力为我们所用,而不是向它屈服。

资本主义必须着手解决不一致性

黑格尔会怎样看待全球主义者与保护主义者之间新的冲突呢?也许他并不单纯地选择其中一方站队,而是坚持让双方和解。市场通过推翻旧时贵族精英为现代性奠定基础,但同时也为新兴工业化精英的崛起开辟道路。斗争如此激烈,不同形式的“社会资本主义”不断涌现,通过维护工人更多的权利化解这种紧张的局势。可以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新自由主义将“大政府”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痼疾,并且从反垄断至银行调控各个方面着手解除这种现象。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时期的政权对开启高度发展的全球化时代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也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极度不平等现象的出现埋下导火索。每次改革都希望对抗在当时环境背景下产生的引力,但是在此过程中,在组织、行业以及地理层面却出现了新的引力。

这种观点并不是要与提倡万物皆不变的后现代主义观点混为一谈。相反,当今的世界要比以往更加健全、富裕、安全。黑格尔最根本的思想即万物需要能量维持自身,进一步发展更需要能量,无一例外。为了避免“规模缩小——陈旧——微弱——失败”这个过程的衰变,资本主义必须应对其不一致性。否则,就类似于免疫性疾病的反应,免疫系统将重要的身体机能视为外部威胁,于是导致自我摧毁的致命后果,如同《大都会》中对于机器的愤怒。即使不平等具有不可持续性,但也不会无端消失;如果没有体系调和截然相反的两方,不平等将会诱发极具破坏性的力量,在此过程中摧毁很多生命以及财富等诸多事物。

当下具有决定意义的难题是如何构建更加健全的经济扩张形式,而在这种扩张所产生的引力下,极度不平等的现象不会以非常快的速度或在不受监控的情况下发生。我们不应该对原来的议题火上浇油,而需要提出更重要的问题:如何在释放经济网络潜力的同时控制集中化捉摸不透的力量?

技术在分散化和集中化中起到了同等重要的作用

技术在回答该问题时发挥决定性作用,但它不能决策。第四次工业革命使得分散化和集中化以同等程度加速发展。数字化世界可使少数指数企业或数百万相关的小微跨国公司受益。技术可以将财富聚集到控制社会网络节点的人手中,或者将这些节点转变成更公平的价值分配平台。它还可以吸引更多的人迁移到城市中心,这将加深城乡差距,也能促进智能空间几何的发展,将大城市转变成紧凑型联网单位,帮助弥合城乡差距。

两种可能的未来相互关联,这给政策制定者带来了挑战。例如,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大力推动中国农村市场的发展。在1000多个中国农村社区中,有10%以上(甚至更多)的人口在阿里巴巴的淘宝交易平台上销售从电子产品到儿童玩具等商品,并以此谋生。“淘宝村”在习近平主席到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的计划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国务院扶贫办公室发布了指导文件,将使农村贫困地区在线销售量提高四倍。阿里巴巴在扩大市场的同时,也促进了由数百万小微跨国公司共同推动的经济愿景的实现。

对日益加剧的集中化趋势的政策反应须认识到这种压力。投资或专业知识证实了超等级利润的顽固持续性,这要求人们制定出一项明智的反托拉斯法,该法不仅关注市场份额或定价权,还关注其他形式的抽租过程,如允许在职人员从旧发明中牟利的版权和专利法,或网络中心度的滥用等。问题不在于“多大才够大”,而在于如何区分“好的”大和“坏的”大。答案取决于大企业在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得之间的平衡。正如提姆·奥赖理(Tim O’Reilly)的一篇精彩的博客中提道,“当网络中出现垄断或接近垄断状态时,他们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即如何更多地创造价值而非获得价值,换句话说,他们从生态系统获取多少价值?又为市场的发展留下多少价值?”

第二,经济应该使创业公司的发展更容易。许多政治家只会在口头上强调创业的重要性,但近期在美国,创业公司的数量已经持续减少。这令人担忧,因为创新和创业仍然是解决抽租问题的最有效解决方案。例如,区块链技术旨在让陌生人在没有第三方机构参与的情况下建立信任。它给广泛在职者带来了挑战,他们需要借助信任达成共识,从处理现金转账到存储健康记录方面都是如此。但经济体不能依靠市场来减少资本主义需求。英特尔前首席执行官安迪·格鲁夫(Andrew Grove)在2010年一篇封面故事中写道,由于金融市场的短视主义和退化的制造业基础,美国企业发展举步维艰——这是组织和部门规模集中的直接后果。

最后,认识到经济网络中的集中力量会引发关于价值的辩论。萨缪尔森的“扩散”理论范式中有句著名自由主义言论,即“那些努力工作和遵守规则的人应当能奋起”。这种观念的黑暗面是对成就有限的人的漠视。关注集中则会对“仅支持社会流动就能够弥补社会不公”的观念产生疑虑,它揭穿了“我们的成功(和失败)都是我们应得的”这种精英傲慢的错误观点。指出教育水平之间的巨大的收入差距,主要政策建议是增大教育规模。但仅注重教育是不够的,还需要通过干预措施来改变市场收入分配,从集体谈判到最低工资再到潜在的基本收入。

为了避免被历史埋没,资本主义必须处理根植于其组织、部门和地域上的引力。资本主义经济体需要强大的中间层,否则就没有市场。经过特殊的全球增长时代,我们意识到这并不能表明,一个强大的中间层以及正态分布的归类收入分配能维持自身平衡。这种平衡需要积极保持,就像飞机利用推动力来保持高度一样。

当一种观念影响我们的进步时,它就应当改变。新自由主义已经到了这一阶段。随着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新自由主义发现了其根本的对立面,即第二自我。为了实现新的组合,我们首先必须克服越来越无意义的左右派纷争和老生常谈的辩论,即争论全球化导致不平等还是带来机会。其实都有道理。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和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之间的的选举辩论划分出了新的两派:一方主张打破社会网络来打破等级划分;另一方寻求新增长形式,以避免极端不平等现象。这一次后者胜利了。这对欧洲来说是个好消息,这也是我们所知的经济学终结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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